曹聚仁非国非共，却又与国共双方高层都有交情，这也许就是他能够充当两岸密使的主要原因。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号听涛，浙江兰溪墩头镇蒋畈村（原属浦江）人。作家、编辑、记者、教授。1921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此后曾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以散文创作立足文坛。20世纪30年代初主编《涛声》、《芒种》等刊物。1937年抗战开始，从书斋走向战场，任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曾采访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及东南战场，并主持《正气日报》编务。1950年以后任香港《》编辑，著有《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1972年7月23日病逝于澳门镜湖医院。

　　不过，曹聚仁又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2004年9月27日，《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刻画”曹聚仁扑朔迷离的形象：

　　在现代文化史上，曹聚仁是一个“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颇有争议的人物。“左”派骂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政客，则骂他为的统战分子。著名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在《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一书中，把曹聚仁描述成反动政府的暗探；杂文家聂绀弩则点名叫曹聚仁“看箭”；学者秦似20世纪80年代的诗作中，还有“骨埋梅岭汪精卫，传入儒林曹聚仁”之句。还有人说他曲笔阿世，不讲实线年代后期，他数次在国内采访，并写下《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和《北行三语》几本书，当时国内正经历着“”、人民公社的曲折历程，国内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但在曹聚仁笔下，却几乎处处莺歌燕舞，生机勃勃。这种“歌德”式报道，也让不少人对他产生了看法。所以，胡适在给别人的信中，直指曹聚仁为“妄人”。

　　夏衍先生称曹聚仁是“第一个在海外华文报纸上为新中国系统地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

　　季羡林先生这样评价曹聚仁：“聚仁先生是鲁迅先生的朋友，著作等身，在中国文坛上功不唐捐，中国学人会永远怀念他。”

　　美籍华人传记作家唐德刚则称：“曹聚仁先生是我们作家的前辈，我们要好好学习他的遗著。”

　　这四位老作家都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赞扬曹聚仁的贡献。从政治上给予曹聚仁高度评价的是周恩来总理。在曹聚仁去世时，周恩来亲拟曹聚仁墓碑的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

　　一个记者、作家之死，为何会惊动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为什么称曹聚仁为“爱国人士”？

　　一是曹聚仁“两岸密使”的角色理所当然引起我的关注，我向来着力于采访这样敏感又神秘的人物，何况他又是一位作家。

　　二是我在香港结识曹聚仁之子曹景行。曹景行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来在香港担任《》副总编辑、《明报》主笔，现任香港凤凰卫视言论部总监，资讯台副台长。我也认识曹聚仁之女、上海电影演员、译制片导演曹雷，并有过许多交往。

　　三是曹聚仁来到中国大陆，是由徐淡庐陪同。徐淡庐先后担任过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后来长期在国家安全部工作。徐淡庐的女儿与我很熟，是我的长篇小说《黑影》的责任编辑。

　　曹聚仁，他的女儿曹雷这么勾画他的形象：“五短身材，操着一口浙江官话，嗓音也没什么特点，唱什么歌都像吟古诗那样哼哼，右脸颊上还因儿时患牙龈炎留下了一条深深的疤槽。”

　　一是自1933年起，他跟鲁迅有过许多交往，著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等书；

　　三是此后不久，蒋经国在赣南，邀他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并做过蒋经国孩子的家庭教师，跟蒋经国过从甚密。当年，蒋经国曾说：“知我者，曹公也。”

　　尽管曹聚仁跟蒋经国友情深厚，他却不愿留在蒋经国身边做蒋经国的文胆。曹聚仁不满于的腐败，曾在文章中写过“不亡，是无天理”。正因为这样，在1949年他不愿凭借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去台湾。

　　曹聚仁此人，又感到不大适合于他那自由主义的“自我”。这样，他又不愿留居中国内地，于1950年别妻离雏，独自移居香港，任《》编辑。不过，他后来在《北行三语》一书中，这样公开表明他对中国的态度：“我是南来以后，明明白白表示决不‘’的；我认为了解以及的政策，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是‘知共’的。在国家民族的立场，我们自该‘亲共’。”

　　1956年7月1日，曹聚仁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团随团特派记者的名义，飞抵北京。北京方面已经安排了相关外事部门接待这个考察团。然而，却又专门派出两人，前往机场迎接那位“随团特派记者”。

　　两人之一，是七十五岁的长者邵力子。邵力子先生在海峡两岸都是名人。他早年乃清末举人，曾经在国共两方都涉入颇深：1906年10月他留学日本，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1921年加入上海小组，同年加入中国。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1926年退出中国。此后历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中央宣传部部长。1949年作为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到北平与中国进行和平谈判，在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之后，脱离政府，留在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邵力子跟曹聚仁是老朋友。1921年，曹聚仁来到上海，在爱国女中任教，同时为邵力子主编的《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得到邵力子的提携，有过许多交往。曹聚仁称邵力子为老师。

　　虽说作为老朋友，邵力子到机场迎接曹聚仁在情理之中，然而，邵力子当时还身兼“和平委员会”的秘书长，这一敏感身份跟迎接曹聚仁，有着外人莫知的关系。

　　至于两人之中的另一人，显得颇为神秘。他从来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不在媒体前曝光。他的名字在当时几乎不为人们所知，除非台湾当局的情报机关关注着他。他便是从事秘密工作多年的徐淡庐。

　　徐淡庐是重庆江北县沙坪乡(现重庆渝北区沙坪镇)人。1938年4月加入中国。1941年冬，他在重庆见到周恩来、。考虑到徐淡庐是重庆本地人，便于在重庆活动，安排他在重庆长期埋伏，做情报工作。就这样，他奉命进入中国的隐蔽战线，从事特殊的工作。在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他又奉命从重庆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直至上海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徐淡庐又随中国人民进入西藏，在那里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做了诸多幕后的工作。

　　1956年夏，有着“红色特工王”之称的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找徐淡庐谈话，任命他为中央调查部办公厅副主任。

　　中央调查部最初的名称叫“会部”，建立于延安时代。在周恩来的直接主持下，专门负责从统治区、日本占领区，以及美国、苏联等国家收集、整理情报，是当时级别最高的情报机关。新中国成立后，改称中央调查部，简称中调部。1983年，中央调查部撤消，与公安部的反间谍部门合并，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因此，中调部能够说是国家安全部的前身。

　　当时，李克农兼任中国人民副总参谋长，徐淡庐同时也担任副总参谋长办公室副主任。

　　李克农通知徐淡庐组织上已决定让徐淡庐主要是做对台情报工作，并兼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副主任。

　　这么一来，徐淡庐一下子担任三个副主任。李克农笑着告诉他，还有第四项任命，即出任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副主任。这项任命便于徐淡庐以统战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公开名义，接待港台来客。就这样，接待曹聚仁的工作就落到他的头上。

　　徐淡庐跟曹聚仁不相识。在机场，徐淡庐对曹聚仁自我介绍说是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副主任，从此，曹聚仁一直称他为“徐主任”。从在北京机场认识之后，他成了曹聚仁与联络的秘密通道。后来曹聚仁前往北京，或者到中国内地各地，常由徐淡庐陪同。

　　邵力子和徐淡庐出现在北京机场，表明北京方面对曹聚仁的破格重视。北京方面所看重的，并不仅仅是曹聚仁的特派记者的身份，是他们曾经详细研究了曹聚仁与蒋经国的密切关系……

　　曹聚仁与蒋经国原本素昧平生。作为记者，曹聚仁是在一次采访中结识蒋经国的。

　　那是在1938年8月16日，曹聚仁作为的特派员，在江西南昌采访蒋经国。

　　在苏俄经历了“冰天雪地十三年”之后，蒋经国在1937年3月25日离开莫斯科，携妻挈雏回国。他在回国之后的翌年——1938年，加入中国。蒋介石为了使儿子得到政治历练，让他“下基层”。这样，二十八岁的蒋经国被任命为江西保安处少将副处长。曹聚仁年长蒋经国十岁，在采访这位蒋公子时发现他并无新贵派头，而是坦率真诚，平民作风，两人一见如故。曹聚仁在采访之后，写了一篇访问记，题为《一个政治新人》。曹聚仁在文章中写及他对蒋经国的良好印象：

　　记者细细地、静静地看他的行止，他和劳苦民众相接近并非矫情而为之的。他懂得生活的意义，劳力的价值。他自然而然亲近那些用自己血汗挣饭的人，他有光、有火、有力，吸引着一群有血性的青年；自然，也有人觉得头痛……

　　次年6月，蒋经国担任江西省第四区（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赣南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红军长征之后，这里成了“真空地带”，土匪、强盗、地痞、流氓猖獗。蒋介石把儿子蒋经国派往那里主政，以培养他的统治能力。而当时的蒋经国正雄心勃勃，一心想干出一番政绩，在中国“建立一个革新政治的示范区”，因为他深知，将来要接父亲的班，没有政绩难以服众。

　　蒋经国到了赣南，每天走八十公里，大量接触农民、商人、公务员、难民。他曾说：“在赣南，我一共步行了二千八百五十里路，经过了九百七十四座桥，其中有七百一十四条需要修理，八十四条是不能走的……我经过一百八十九个茶亭，只有二十一个是最近修理的，有四十二个已经简直不能坐人。”

　　蒋经国宣布，要在三年内，把赣南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社会，蒋经国称之为“赣南模式”。当时美国的《科利尔》杂志评论道：“小蒋建立的模式，将作为中国未来的范例。”一时间，蒋经国有了“蒋青天”之誉。

　　就在这时，曹聚仁的妻子邓珂云怀孕，而在战乱之中的江西，唯有赣南比较安定，便与妻前往赣州住了下来。

　　曹聚仁有过两次婚姻。他的原配夫人是王春翠女士，曹聚仁的同乡，都是浙江浦江人，两家只一桥之隔，这座桥叫做通洲桥。1921年春，十八岁的王春翠与曹聚仁结婚。1926年生女曹雯，六岁时夭折，之后未能再生育，又加上种种客观原因，最后导致与曹聚仁分手。王春翠的文笔不错，她的散文集《竹叶集》曾得到鲁迅的称赞。虽然王春翠与曹聚仁分离了，但是一直住在浦江曹家，并与曹聚仁时有通信。1959年，还与曹聚仁相会于北京。1987年5月1日，王春翠病逝于浙江萧山长孙女曹璨家中。后来从王春翠遗物中，找到1950年至1972年二十多年间曹聚仁写给胞弟曹艺以及王春翠的信件达二百二十封之多。

　　邓珂云原本是曹聚仁兼职任教的上海务本女中的学生。1933年在曹聚仁准备写鲁迅传记时，邓珂云在课余帮曹老师收集有关的资料，产生师生恋，经过四年的爱情长跑，结为夫妇。

　　当曹聚仁夫妇在赣州住下，地方长官蒋经国对他十分看重。1940年7月，曹聚仁的女儿曹雷在赣州出生。曹雷曾说：“我出生后，蒋经国和蒋方良专门找了一个士兵挑了鸡蛋到我们家来看望，母亲说，蒋方良还抱过我。”蒋经国对曹聚仁非常尊敬，总是口称“老师”。其实，他们之间可谓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邓珂云后来又生两子：长子曹景仲（清华大学毕业，1970年因公殉职），次子曹景行。

　　蒋经国深知舆论的重要，打算创办专员公署机关报《新赣南报》。蒋经国上门拜访曹聚仁，力邀曹聚仁出任总编辑、总经理、总主笔、专员公署参议。对于办报，曹聚仁是行家里手，欣然答应，并以为《新赣南报》这名字不响亮，带有浓重的地方性，建议改名为《正气日报》，蒋经国当即赞同。

　　1941年10月1日，《正气日报》在赣州创刊。这时候，曹聚仁跟蒋经国有了密切的接触，经常在一起切磋时局，谈论政见，成了莫逆之交。正因为这样，蒋经国才会说：“知我者，曹公也！”

　　《正气日报》在曹聚仁的主持下，影响日益扩大，跟《东南日报》、《前线日报》并列为当时中国东南的三大报纸。

　　1943年元旦，曹聚仁还创办了《正气周刊》，蒋经国任发行人。蒋经国亲自为《正气周刊》创刊号写下《鲜红的血》，从中能够准确的看出当时蒋经国的思想相当激进，文笔也不错：

　　鲜红的血是崇高的，热烈的，正义的，勇敢的！血，是伟大的，史可法的血，文天祥的血，岳飞的血，烈士的血，写成了一部壮烈的史诗。在血的故事中，我们大家可以了解人生的意义，寻得人生的价值。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当出来斗争，出来抵抗，为了正义，为了公道，为了良心的驱策，我们应当拼命，应当流血。谁不肯将自己的热血，来为国家流尽，谁就永远没成功的希望，因为胜利始终是属于肯流血的人的。人类的肤色尽管不同，但血的颜色，却都是一样的。鲜红的血，永远是光明的象征，我爱血，我爱鲜红的血，因为血是自由的灯塔，血是解放的曙光！

　　1943年春，曹聚仁随蒋经国去重庆拜见蒋介石，蒋介石也颇为看重曹聚仁，打算把曹聚仁留在身边作为笔杆子。曹聚仁未肯允诺。回到赣南之后，曹聚仁因不愿卷入蒋经国身边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遂辞去《正气日报》总编辑等一切职务，告别蒋经国，离开赣南。

　　1943年12月，蒋经国升任江西省政府委员，仍兼任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不久，蒋经国出任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长期住在重庆，但是仍兼任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不时回赣南。1945年2月，日军进攻赣州。在日军进城前一刻，蒋经国离开赣南，6月正式卸任，结束了他的六年赣南执政生涯。

　　1945年，曹聚仁回到上海，在大学任教，并任《前线日报》编辑。在离开蒋经国之后，他仍与蒋经国保持联系。曹聚仁作为蒋经国的知己，回忆与蒋经国的多年交往，开始着手写蒋经国传记《蒋经国论》。他一边写，一边在自己主编的《前线日报》上连载。这是关于蒋经国的第一本传记。当时，作为传主的蒋经国不过三十多岁而已。

　　《蒋经国论》连载毕，曹聚仁经过修改，于1948年由上海联合画报社出版。1953年，《蒋经国论》经过再度修改，在香港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

　　《蒋经国论》共分三部分：一代传奇人物蒋经国；留学苏俄深悟民主政治；抗战胜利带来的内战危机。

　　说起来，经国也正是哈姆雷特型的人物，他是热情的，却又是冷酷的；他是刚毅有决断的，却又是犹豫不决的；他是开朗的黎明气质，却又是忧郁的黄昏情调。他是一个悲剧性格的人，他是他父亲的儿子，又是他父亲的叛徒！

　　他时常为大自然所迷醉，愿意过隐居的生活，却又是爱在扰攘的红尘中打滚，以斗争为快意。这是哈姆雷特的悲剧性格。

　　经国这个人是不会居敬存诚，却也不善于玩弄权术的。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经国为人，聪明则有之，平淡则未也。

　　经国回国以后，蒋先生要他孤立着过活，养成一种不可测的神情。其实，蒋先生自己的神秘就是有限得很，他处处在玩弄自己的左右，事实上，倒是他的左右在玩弄他、包围他。

　　经国是吃过（洋）面包的人，比之蒋先生没吃过（洋）面包、喝过海水，自然高明得多。蒋先生不会演说，不会招待新闻记者，使人畏而不能使人敬，要做民主国家的领袖就差那么一大截。

　　熊式辉治江西十年，还是乌烟瘴气，什么事都办不通。这位专员，倒在半年中树立了规模，挂出新赣南的招牌。那时候的专员，就没有官僚作风，敢作敢为，谁都刮目相看。

　　有一天晚上，他酒喝醉了，才吐露他的胸怀：“政治上的事就是彼此耍来耍去的耍，谁要赢就是谁行！”原来新赣南的政治口号，只是政治敲门砖，实现他的政治野心的基石，并不在实现一种政治理想。

　　曹聚仁以为：“在赣南那一段时期的经国，瑕不掩瑜，中华民国几十年的政治史，就不曾有过这样一个为国为民的地方官。”“一个人总有他的黑暗面的，经国那些缺点，比之那些有缺点而无优点的人们，又高出多了。”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海峡两岸剑拔弩张。蒋介石在海峡彼岸高喊“”，而海峡此岸到处可见“我们肯定要”的大幅标语。

　　中国内地经过三年恢复经济，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再加上朝鲜战争结束，海峡两岸的冷战气氛逐步缓和。

　　1956年1月30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正式公开宣布了“力争和平”的新方针。虽然还是一定要“”，但采用的是“和平解放”的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要从“武力”改为“和平解放”。

　　“和平”，意味着要打开对台的和平谈判之门。那时候台湾海峡结满坚冰，派谁去破冰？

　　得知中央有意要和蒋介石展开和平谈判，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在北京主动请缨。此人便是章士钊，当年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在和谈破裂之后留在了北平。章士钊是资深人，派他去沟通蒋介石，显然非常合适。

　　就这样，1956年春日，章士钊接受了特殊使命，飞往香港。章士钊在香港会晤了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并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把来自北京的信交给他。许孝炎随即从香港飞往台北，把北京方面的信当面交给蒋介石。

　　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当时，某些香港报纸曾发表不实报道，称蒋介石的故居和家里的祖坟已经在大陆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中被铲平，这些消息使蒋介石寝食难安。北京来信末尾，转达了来自蒋介石故乡的真实信息：“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蒋介石经过考虑，想试探北京方面的虚实。蒋经国得知此事，当即向父亲建议，可以让曹聚仁前往北京。

　　很多关于曹聚仁的报道，把曹聚仁担当“国共密使”说成是北京方面的意思。当年的美国《时代周刊》便以透露内幕消息的口吻写道：“在香港，传闻集中在一个叫曹聚仁的中国记者身上。”“曹相信，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最好的事就是能否与谈判处理问题。在收到北京方面支持他的消息之后，曹就写了一封信给旧识蒋经国，告之：‘在这危急时刻，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其实，“点将”曹聚仁者，乃蒋经国也，而非北京方面。曹雷回忆说，母亲邓珂云在去世前告诉家人，“两岸建立联系的事情，最初是台北方面派人到香港找我父亲的”。

　　蒋经国跟曹聚仁交谊甚笃，所以提议曹聚仁作为“国共密使”，势必是蒋经国，而不可能像美国《时代周刊》所说的那样，曹聚仁自己主动跟北京方面联络，然后报告蒋经国“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台湾派人到香港，转告了蒋经国的意图之后，要曹聚仁“去一趟大陆，摸清大陆方面的真实意图”。

　　于是，在1956年夏天，曹聚仁给邵力子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想与高层接触之意。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引起注意，曹聚仁的这封信夹在写给妻子邓珂云的家信中，请邓珂云收到之后转寄邵力子。邓珂云当时带着子女住在上海南京西路润康邨。

　　邵力子接到曹聚仁的信，不敢怠慢，立即向上作了汇报。周恩来了解情况后，迅速安排曹聚仁进京面谈。

　　邓珂云曾回忆说：“1956年，曹聚仁寄我一信，内附一信，嘱我转寄北京邵力子先生，信的内容大意说：为了两党的和好、祖国的统一，愿作桥梁，前去北京，请邵老向中央转呈此意。我即将信封好寄出。不久，邵老回复一简函，由我转给聚仁，大意是欢迎他回来。”

　　倘若北京直接召曹聚仁进京，这未免太显眼了。因为，曹聚仁到香港已经六年了，从未回中国内地。他动身回内地，理所当然会引起香港各方注意。北京方面通过费彝民跟曹聚仁联络。费彝民是香港报纸《大公报》的社长。其实，费彝民似乎能够说是当时北京方面在香港的“统战部部长”。华罗庚、侯宝璋、马师曾、红线女、马连良、俞振飞、容国团、姜永宁等著名人士从海外回归中国内地，在经过香港时都是由费彝民接待照顾的。就连北京方面派出的“密使”章士钊，在香港期间也是由费彝民精心照料。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香港要是多几个费彝民，那我们就好办多了。”从周恩来此言中，足以看出对费彝民的倚重。

　　经过费彝民的联络，安排曹聚仁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团随团特派记者的名义前往北京。因为曹聚仁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特约记者，跟随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可谓顺理成章，天衣无缝。此后，费彝民一直成为北京方面指定的在香港经常与曹聚仁沟通的联络人。

　　也正因北京方面事先得知曹聚仁肩负不平常的使命，除了派出邵力子、徐淡庐前往机场接机之外，周恩来总理分别在1956年7月的13、16、19日三次接见曹聚仁，足见对于这位“密使”的格外的重视。据《周恩来年谱》，“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接见曹聚仁”。

　　内中，特别是7月16日中午，周恩来在颐和园听鹂馆宴请他，陈毅副总理作陪。1939年，曹聚仁在南昌便与陈毅相识，旧友重逢，分外欣喜。宴毕，周恩来、陈毅还与曹聚仁一起泛舟昆明湖。

　　作为记者，曹聚仁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采访机会。他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你关于和平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和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啥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听了周恩来的话，曹聚仁颇有感触地说道：“国共合作，则和气致祥；国共分裂，则戾气致祸。”

　　周恩来说：“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啥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来指出：说过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

　　那天，曹聚仁称赞周恩来是“政治外交上的隆美尔”。隆美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战机，敢于力排众议，果断发起进攻。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评价隆美尔说：“尽管我们在战争浩劫中相互厮杀，请准许我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曹聚仁还推崇陈毅是“了不起的人物，上马能武，下马能文；既是将军，又是诗人”。

　　已经六年未同丈夫见面的夫人邓珂云，带着小儿子曹景行赶往北京，与曹聚仁一起住在新侨饭店。曹景行后来回忆说：“那年我才十岁，跟着父亲在北京见了邵力子、屈武等很多人。” 曹景行还说，大人们在谈话，邵力子陪着曹景行母子游览颐和园。在张治中、邵力子、屈武、夏衍等人请曹聚仁吃饭时，大家谦让着，都不肯坐主座，十岁的曹景行堂而皇之地坐上了那个位置。

　　1956年7月下旬，曹聚仁从北京来到上海，全家六年来第一次线月初，曹聚仁乘火车经广州返回香港，结束了他的第一次“密使”之行。

　　曹聚仁回到香港，用他的笔，向海外转达了周恩来发出的重要信息。他在8月14日《南洋商报》上，发表了《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海外报纸迅即纷纷转载此文。

　　这篇报道也引起猜测纷纷。也难怪，作为新加坡工商考察团的随团特派记者，在北京竟然会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人们怎不把他视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

　　面对众说纷纭，曹聚仁笑着引用《红楼梦》第一回太虚幻境里的对联答复：“诚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对于曹聚仁，陈毅的印象是：“此公好作怪论，但可喜。”周恩来则说他：“终究是一个书生，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

　　曹聚仁回到香港，蒋经国马上派人前往香港探望曹聚仁。曹聚仁详细地向来人转达了周恩来几次谈话的内容。来人也转达了蒋经国对于国共进一步谈判的意见。

　　这个台北信使，便是曾经担任蒋经国机要秘书的王济慈。王济慈与曹聚仁都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在赣南的时候，王济慈就慢慢的变成了蒋经国亲信，跟曹聚仁也有许多交往。正因为这样，蒋经国从台湾派遣王济慈跟曹聚仁联络。

　　曹聚仁回香港不到一个月，第二次前往北京。这次北京之行的启程日子，不得而知，不过9月1日他已经到了北京，这是确定无疑的。曹聚仁在《北行小语》中写道：“9月1日下午，记者在北京参加了齐白石老人的和平奖金授奖典礼，会场上碰到了许多文艺界的老朋友……”这一天，周恩来总理也出席了典礼，在那里曹聚仁又一次见到周总理。

　　那是在八大刚刚结束，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于9月30日访华。10月3日下午，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出席了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大会，唯独不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笔者在《建国以来文稿》中没有查到。曹聚仁本人对此也口风甚紧。事隔多年，只从曹聚仁家人的回忆中，谈及曹聚仁偶然在跟家人的谈话中所透露的片言只语。

　　曾问他：“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感想?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来。”

　　曹聚仁坦率地讲了自己的观感。曹聚仁对家人说：“我没有顾虑，想到的全讲了。”

　　曹聚仁还说：“想不到，我的著作，主席差不多都看过。我说我是自由主义者，我的文章也是‘有话便说，百无禁忌 ’的，主席认为我有些叙述比较真实，而且态度也公正，又叫我不妨再自由些。”

　　在谈话中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委员会。”

　　知道曹聚仁相当了解蒋经国，便请曹聚仁详谈蒋经国。曹聚仁便回忆起当年与蒋经国在赣南共事的情形，充分肯定蒋经国的为人。曹聚仁还说，他在1948年写过一本《蒋经国论》，后来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增订本。当即要曹聚仁回香港之后，寄一本《蒋经国论》给他，他说想看这本书。

　　因为毛氏懂得辩证法。世间的最强音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从这一角度看去，是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们能够容许蒋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认蒋介石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呢。

　　就在接见曹聚仁之后，10月7日，由邵力子、张治中等人陪同，周恩来与再次来京的曹聚仁会面。关于这次谈话内容，《周恩来年谱》有翔实的记载：周恩来回答了曹聚仁询问如果台湾回归后，将如何安排蒋介石等问题，周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关于陈诚和蒋经国也都有提及，周恩来表示，陈诚如愿到中央，职位不在傅作义之下。

　　周恩来还说：“我们现在已不公开宣传反蒋。至于下面小报说几句，我们也管不了，这就是为和谈制造气氛。我们的手总是伸着的。蒋介石前天对外国记者说还要我们缴械投降。为了应付美国人，可以说的话，这我们完全理解。我们劝他们约束一下，不要派人来搞破坏活动。去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他们收买周驹搞的，弄得名声很不好。今年又想来搞‘八大’，这样不得人心，将来不好向人民交代。其实倒并不是哪个人怕死。‘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后，我还是去了印尼，以后又到了新加坡，那里还不是有他们的特务吗?蒋先生和经国爱搞这一套，可能是受了英士(陈其美)先生和‘格柏乌’(苏联内务部的国家安全局缩写字母的译音，通常译作“克格勃”)的影响，其实历史证明这一套是不能成功的。我们不破坏他们，想让他们内部团结，不发生内乱，希望台湾整个归还祖国怀抱。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可以提出，我们是诚意的，我们大家可以等待，想让他们也拿出诚意来。”

　　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领导人通知有关地方当局，对蒋、陈（诚）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家属注意照顾。

　　关于曹聚仁的第二次北京之行，据曹聚仁夫人邓珂云的笔记记载：“不久，聚仁第二次回北京，我一人去京，仍住新侨。这次毛主席接见了他。10月1日上午，我们被邀请参加国庆典礼。我们登上了来宾观礼台。”

　　12月9日，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在加尔各答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来争取和平，并且努力来争取蒋介石。如果台湾归还中国的话，那么蒋介石就有了贡献了，而且他就能够准确的通过他的愿望留在他的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曾经有一位记者问我们是不是会给蒋介石一个部长的职位。我说，部长的职位太低了。”周恩来虽然没有说出这个记者的名字，当是指曹聚仁。

　　其中的一次，是在4月来到北京。4月16日，他应邀出席了主席欢迎伏罗希洛夫的国宴。在这次宴会上，公开宣布：“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5月5日，曹聚仁再一次前往北京。曹聚仁夫人邓珂云也去了北京。据邓珂云在笔记中记载：“1957年春夏之交，聚仁在京住了一些日子，总理接见后，我们就离京……目的是到庐山和溪口二地，那是和老蒋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地方。”

　　邓珂云在笔记中还记述了行程路线：乘京汉铁路火车到汉口，参观了兴建中的长江大桥。次日乘长江轮东下九江，住花园饭店(蒋介石每次上庐山前居住的地方)。次晨，上庐山，到牯岭。在牯岭看了蒋的别墅(美庐)、庐山大礼堂等地，住了七天。回九江后，又由南路上庐山去看海会寺——当年蒋练兵之处。由海会寺下山，又驱车到星子县。

　　此后，从星子回九江，乘长江轮船回到上海。在上海住了几天，作了浙江之行：先是乘火车到杭州，三四日后，乘小轿车到绍兴。途经萧山、诸暨等地。在绍兴参观了鲁迅故居后，即去溪口。因溪口住宿不便，当晚他们又折至宁波，次晨，再西行去溪口。

　　曹聚仁在庐山、溪口之行以后，回到香港，便写信给蒋经国并附去所拍照片。他在致蒋经国的信中说：

　　聚仁此次游历东南各地，在庐山住一星期，又在杭州住四日，往返萧山、绍兴、奉化、宁波凡两日，遵嘱有关各处，都已拍摄照片，随函奉上全份(各三张)，乞检。

　　美庐依然如旧，中央训练团大礼堂，今为庐山大厦，都为山中游客文化娱乐场所。这一广大地区，自成体系。

　　聚仁私见，认为庐山胜景，与人民共享，也是天下为公之意。最高方面，当不致有介于怀?庐山内部，以海会寺为中心，连缀到白鹿洞、栖贤寺、归宗寺，这一广大地区，正可作老人悠游山林，终老颐养之地。来日国宾住星子，出入可由鄱阳湖畔，军舰或水上飞机，停泊湖面。无论南往南昌，北归湖口，东下金陵，都很便利。聚仁郑重奉达，牯岭已成为人民生活地区，台座应当为人民留一地步。台座由台归省，仍可居美庐，又作别论。美庐景物依然如旧。

　　溪口市况比过去还繁荣一点……在聚仁心目中，这一切都是继承旧时文化体系而来，大体如旧。尊府院落庭园，整洁如旧，足证当局维护保全之至意。聚仁曾经谒蒋母墓园及毛夫人墓地，如照片所见，足慰老人之心。聚仁往访溪口，原非地方当局所及知，所以溪口政府一切也没有准备。政治上相反相成之理甚明，一切恩仇可付脑后。聚仁知老人谋国惠民，此等处自必坦然置之也。惟情势未定，留奉化不如住庐山，请仔细酌定。

　　就在曹聚仁给蒋经国详细汇报了“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之后，中国政局自6月8日起出现重大变化，一场由发动的反斗争席卷中国内地，香港右翼媒体猛烈攻击中国政局。7月19日，曹聚仁又致函蒋经国，劝他不要因为“风吹草动，就意志动摇，改变了原定的计划”：

　　聚仁此次以5月5日北行，遵命看了一些地方，本月16日方回香港，先后两个半月。这一段时期，有着这么重大的政治变化，也不知尊处意向有什么变动?我的报告是否还有必要?因此，我只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向钧座报告，我已经回就是了。

　　……以聚仁这两个多月在大陆所见所闻，正常的情况，比去年秋冬间所见更有进步，秩序已更安定些。聚仁所可奉告台座者，6月13日我和朋友们同在汉口，晚间且在武昌看川剧演出，社会秩序一点也没有混乱过。海外谣传，万不可信。聚仁期待台座早日派员和聚仁到大陆去广泛游历一番，看看实情如何，千万勿轻信香港马路政客的欺世浮辞。

　　周氏再三嘱聚仁转告台座，尊处千万勿因为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意志动摇，改变了原定的计划。以聚仁所了解最高方面，千万勿认为时间因素对台方有利。这一因素，对双方同样有利，或许对大陆比台方更有利些。聚仁为了国家、民族，才来奔走拉拢，既非替作缓兵之计，也不想替台方延长政治生命。说老实话，不独以诚恳态度对我，也耐着性子，等待你们的决定。希望最高方面，(勿)在不必弄机谋时玩权术，要看得远一点才是。

　　获得人民支持至如何程度，聚仁尚无法提出民意测验的统计数字。但毛主席、周总理的威望，还在胜利的初期老人所得万众拥戴之上，这一份威望足以弥补本身的缺点而有余。全国人民对政府不无怨言，但人民都相信毛主席、周总理关心他们的生活，一时的困难与错误，毛主席一定会有办法的。

　　曹聚仁居然对蒋经国说、周恩来的威望在“老人”（蒋介石）之上，这也表明他跟蒋经国确实是莫逆之交。曹聚仁明确指出：

　　聚仁希望老人不要把东欧的纠纷和内部矛盾混为一谈，在共产集团中，乃是一个安定的力量，并不是促成纠纷的因素。老人总以为听命于莫斯科，这是一种错觉，今日的，乃是远东的盟主。美国有如战国时代的齐国，苏联则如当年的秦穆公，则是当年的晋文公。我们大家都希望太平洋上的盟主转到中国手中来，的成功也就是老人的成功，我们对历史该有新的交代。

　　聚仁认为我们该面对现实，承认担当建国的总工程师，我们不仅要断了“再革命”的念头，而且要帮着消弭海外那些存着“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家。我们别期待国际大变动的局面，即算世界大战不能避免，我们也要争取一个与民休息的建设机会。聚仁以为我们的心理上，似乎不妨这么说：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我们大家可以帮助来求进步的。

　　今日海峡问题，除了和平谈判以外，是否还有别的途径可寻，看来是不会有的了。

　　聚仁决不考虑个人出处问题，事成之后，决不居功，愿以新闻记者终其身。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当然不惜献身的，我的话说得很切直，希望在最高方面善为之辞。

　　对于曹聚仁的直言，台湾来人转达了“老人奖惜之意”。也就是说，不仅蒋经国看重曹聚仁，连蒋介石也嘉许曹聚仁。

　　1958年，曹聚仁应邀来到北京。当时海峡两岸形势紧张，中国人民正在炮轰金门。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前一日，即10月5日，那家与曹聚仁有着密切关系的《南洋商报》，以消息极为灵通的姿态，发表独家重要新闻。此新闻署“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三日专讯”，内中称：

　　据此间第三方面最高的人偷偷表示，最近已有迹象，显示国共双方将恢复过去边打边谈的局面。据云：在最近一周内已获致一项默契，方面已同意从10月6日起，为期约一星期，停止炮击、轰炸、拦截台湾运送补给在金门、马祖的一切船只，默契是这些船只不由美舰护航。

　　的《告台湾同胞书》中的一段话，表明《南洋商报》的消息，完全准确。宣告：

　　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一家远在新加坡的民间报纸，能够如此准确事先披露的重要动向，足以表明此报有人“通天”，表明曹聚仁非同一般的背景……

　　当时，蒋经国多次从台北飞往金门视察前线。他很关注来自《南洋商报》的特殊消息。

　　据徐淡庐回忆说：“1958年9月11日我又陪他（引者注：指曹聚仁）五赴广州，因气候关系被阻宿长沙，12日始到。稍停他去港，我留穗，住一月左右，京、穗、港，我做了一个联络员，时紧时松，有忙有闲。在此期间发表了著名的《告台湾同胞书》。炮击金门，震动中外，政治风云时有变幻。

　　“金门炮战开始后，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都接见了曹聚仁，让他赶快回到香港收集海外对金门炮战的反应。金门炮战间中央派我到广州蹲点，派曹聚仁去香港，我在广州等待曹聚仁的消息，让他将消息告诉我，由我打长途给总理办公室。”

　　10月13日，在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陪同下，又一次接见了曹聚仁。说：“只要蒋氏父子能美国，我们大家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保住金门、马祖，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金、马部队不要起义。”周恩来说：“美国企图以金门、马祖换台湾、澎湖，我们根本不同他谈。台湾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湾的小三角（注：指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最好是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

　　我曾多次前往台湾。在中央党部，我拜访了的党史研究室，希望从蒋经国的“大溪档案”中，查阅曹聚仁的相关档案。令我惊讶的是，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居然不知曹聚仁其人！

　　其实，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当年台湾当局对于密使曹聚仁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到位。

　　蒋介石十分喜爱日月潭，游日月潭必住涵碧楼。1949年，蒋介石下令翻新、改建涵碧楼。从此，涵碧楼成为蒋介石的行宫。

　　日月潭旅游局告诉我，涵碧楼有一个专门的纪念馆，收藏蒋介石在涵碧楼的史料。我赶紧回到涵碧楼，希望可以参观这个纪念馆。我前往涵碧楼总台，这才得知，这个纪念馆如今由于乏人问津，“门虽设而常关”。总台小姐笑道，难得还有像先生这样的人，会对蒋介石仍感兴趣！

　　于是，总台小姐派人打开尘封已久的纪念馆，让我参观。一进纪念馆，迎面便见到蒋介石、蒋经国在涵碧楼的大幅照片。蒋介石在台湾有十个行宫，他最喜欢的行宫便是涵碧楼。纪念馆里按照当年的原样，复原蒋介石在涵碧楼的办公室。据说，内中的桌椅都是原物，清一色的红木家具。那红木太师椅上，铺着大红绣金缎垫。

　　我注意到，纪念馆里的档案透露，1958年8月23日，当下令炮轰金门的时候，已经预感到海峡两岸局势紧张的蒋介石，正住在涵碧楼思索对策。当金门急报传到涵碧楼，蒋介石在涵碧楼紧急召开高层会议，商量对策。

　　在纪念馆里，我的眼睛忽然一亮，因为在那里见到一个熟悉而富有神秘色彩的名字——曹聚仁！

　　我在涵碧楼纪念馆的《风云际会涵碧楼——两岸关系滥觞地》说明词中，见到这么一行字：

　　民国四十五年（引者注：即1956年）七月，蒋公亲点香港作家曹聚仁前往北京，周恩来在颐和园与曹见面，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只要政权统一，别的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构想。

　　民国四十五年（引者注：即1956年）十月三日下午，在怀仁堂接见曹聚仁，毛对蒋的态度，已从蔑视转向容忍，并承认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作用，并有“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的想法。

　　民国五十四年（引者注：即1965年）七月二十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涵碧楼，听取曹密访北京报告，形成一个与关系和平统一中国的谈判条款草案，当时称为“六项条件”。其中第一条即为蒋介石仍为中国总裁，可携旧部回大陆，也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北京当时建议以江西庐山作为蒋介石的“汤沐邑”，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内地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所谓“汤沐邑”，原本是周朝的制度，诸侯朝见天子，天子在自己直属领地上赐以供住宿以及斋戒沐浴的封邑。北京方面建议给蒋介石以“汤沐邑”，不言而喻，只有深谙中国文史的才会用这样的特殊语言。

　　1965年7月18日，时任台湾“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亲自乘轮船到香港附近水域接曹聚仁。那天中午，睡意正浓的曹聚仁，被联络人王济慈叫醒。两人乘一辆小车到码头，然后登上快艇，再由快艇送到一艘大轮船边。

　　曹聚仁登上轮船，见到了商人模样的蒋经国。蒋经国告诉曹聚仁，台湾想和北京方面谈判，希望他把吃透的情况当面告诉蒋介石。

　　轮船最后在台湾一个偏僻小港停泊。曹聚仁与蒋经国上岸登机，飞往蒋介石在日月潭的官邸——涵碧楼。

　　关于两蒋在涵碧楼接见曹聚仁的消息，最早见于1978年4月21日的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的《记一次中国统一的秘密谈判》一文。文章的作者是王方，曾与曹聚仁相熟。他在文章中爆“猛料”道：在1965年，蒋经国在极神秘情况下，派了一条小船，专程来港迎接曹聚仁前去台湾。曹登岸以后，立刻坐直升机前往南投日月潭的蒋氏官邸（涵碧楼）。蒋氏父子听取曹密访北京报告，经几次商谈，在曹“国共再携手，一笑泯恩仇”说动下，达成一个“与关于和平统一中国”的谈判条款。

　　王方的这一“猛料”，虽然一度相当轰动，但是遭到台湾方面的矢口否认。这一次，我在台湾日月潭涵碧楼所见到的资料，证实了当年王方的“猛料”绝非空穴来风。

　　曹聚仁在来台前，曾赴北京，面见周恩来。周恩来托曹聚仁转交给蒋介石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一纲四目”。一纲：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均按蒋介石意见处理。四目：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均由蒋介石全权处理。第二，所有台湾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中央政府拨付。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还附有写给蒋介石的一首《临江仙》词，内中的“明月依然在，何日彩云归”，表明了期待蒋介石归来。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涵碧楼商定了六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央。

　　（一） 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二） 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二十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三） 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 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 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 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应当说，倘若这“六项条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则台湾在当时便可能与大陆统一。然而，由于紧接着中国内地爆发了“”，极左思潮在中国内地泛滥，蒋介石对于回归也产生了怀疑，从此国共秘密谈判再度中断……

　　顺便提一句，1965年，徐淡庐奉命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大使馆首席参赞。在那里，他秘密会见李宗仁机要秘书程思远，商定了政府当年的“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回国：李宗仁从美国飞往瑞士，经徐淡庐安排，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班机，从瑞士苏黎世起飞，经日内瓦、雅典、贝鲁特等地平安到达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转往中国。

　　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因罹患癌症，病逝于澳门镜湖医院，终年七十有二。他的夫人邓珂云在侧。临终，曹聚仁曾反复自语：“我有很多话要向毛主席、周总理说。”病故后，周恩来总理特批曹聚仁长女、次子前往澳门奔丧。

　　弟老病迁延，已经五个半月，每天到了酸痛不可耐时，非吞两粒镇痛片不可，因此仍不敢乐观。酸痛正在五年前开刀结合处，如痛楚转剧，那就得重新开刀了。医生说，再开刀便是一件严重的事，希望不至于如此。在弟的职责上，有如海外哨兵，义无反顾，决不作个人打算，总希望在生前能完成这件不小不大的事。弟在蒋家，只能算是亲而不信的人。在老人眼中，弟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已经是纡尊了。弟要想成为张岳军(指张群——编者注)，已经不可能了。老人目前已经表示在他生前，要他做李后主是不可能的了。且看最近这一幕如何演下去。

　　昨晨，弟听得陈仲宏先生（引者注：即陈毅）逝世的电讯，惘然久之。因为，弟第一回返京，和陈先生谈得最久最多。当时，预定方案，是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于今陈先生已逝世，经国身体也不好，弟又这么病废。一切当然会有别人来挑肩仔，在弟总觉得有些歉然的!

　　据曹雷告诉笔者，曹聚仁在澳门去世之后，所有涉及两岸秘密交往的笔记、信件，都被北京方面派人取走。

　　在曹聚仁去世后，他的夫人邓珂云在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一书“后记”中，隐隐约约写及他为国共和谈奔走的业绩：“他终于能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效力而感到。他为此奔走呼号，竭尽全力，直至生命的最终。”

　　曹聚仁奔走于海峡两岸，最终未能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对此，当年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说：“台湾当局一方面想摸清的底，另一方面又怕被别人明白。当时不是曹聚仁的原因，而是蒋氏父子不可能让曹聚仁，也不可能让任何人公开插手，不留文字，这种心理健康状态是能确定的，蒋氏父子心胸很狭窄。曹聚仁作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人士，是可完全肯定的。”

　　后来，在1993年，曹聚仁的同龄人夏衍在《随笔》杂志发表《怀曹聚仁》一文，写出了曹聚仁一生的特点：“他不参加任何党派，但和左右两方面都保持着个人的友谊，都有朋友，虽然爱独来独往，但他基本上倾向于进步和革命。”也正因为他“独来独往”，又在海峡两岸领导层中保持“个人的友谊”，所以他成了穿梭于两岸的颇为恰当的牵线日，曹聚仁先生的骨灰安葬于上海青浦福寿园。